在北朝，正是北方的少数部族军事组织对中原政权北部地区的冲击与占领以及两种不同类型文明的碰撞，才使官僚政治恢复了活力。由于这一原因，北朝察举制的发展略呈“之”字。但这一“之”字，与两晋南朝察举的由盛入衰，又进入有限复兴大为不同。因为对吏能与武功的强调，有助于纠矫中古士族凭借文化垄断权势而造成的“学业”与“世务”脱节的积弊。那么这一“之”字，对于官僚政治的复兴与完善，很可能就是必要的，而且在实际上，这是为察举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中国是一个文化古国，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一个影响深广的知识阶层的存在以及王朝从这一群体中选拔官吏的悠久制度，在历朝都是无法回避的事实。王朝可以出于某种原因，在一个时期排斥文人学士入仕居官，但却不能阻止社会文化活动的发展；甚至那些以武功吏能起家的集团，最终也不能阻止自己的孙辈接受这种文化传统的熏习。无论是“汉化”还是“鲜卑化”,最终都是不同文化制度在碰撞中探索摆脱消极因素、培养积极因素的一种方式；所谓“鲜卑化”,并不能化到鲜卑族的初始状态中去。社会文化与官僚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最终会使“世务”对“学业”的排斥趋于缓解。王朝最终不能不求助于知识阶层的知识与才能，特别是不能不求助于这一群体所维护的意识形态，对于巩固专制统治的作用。这一群体的“学业”与王朝“世务”不完全吻合，在历代都经常出现这种问题；但中古名士尸位素餐官不事事，以吟风弄月、清谈玄理为乐，主要是士族的政治特权造成的。如果官僚政治已足够强大，其内部运作机制也足够有效，那么在消除了中古士族特权之后，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克服那一弊端。或许矫枉必须过正，但在走过那个不大不小的“之”字之后，王朝最终不能不给予那种面向知识阶层的选官方式以充分的注意，并促使其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