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正是这些特殊的个人际遇和情感经历，决定了诗人对待世界的方式。如果说与父亲、母亲的关系和境遇削弱了诗人对历史和文化的寻根情结的话，那么F.F和T.T，一个引导诗人沉入生命本体的状态，一个则启示诗人寻找那照亮生命的语言之光。虽然这种个人经历中的事件只是象征性的，但我们还是可以窥探到任洪渊独特世界观的来源。这个人敏锐地看到：“生命的自由”只在生命本身；而这种自由的获得，需要的是胜过漫长历史中的文化。之所以不说“摆脱”而是“胜过”，是因为“人不能不是一种文化形式——上升为文化的生命和转化为生命的文化”。而语言的边界决定了生命的边界，生命的形式受制于一个人在语言中对世界的理解程度。所以对于诗人而言，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马拉美的‘改变语言’与马克思的‘改变世界’改变成他的在语言中改变世界”。(55)唯有通过在语言中创造语言，通过改变历史、文化的既有陈述，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自由，那个不为既有历史、文化所“覆盖”的自由的、创造的言说者——“主语”才能真正诞生。在与语言的搏斗中，诗人通过一系列的诗歌写作，迎来了汉语的“新世纪”——他将1988年所作的一组诗作命名为《汉字，2000》，也许正是如此期盼。这些诗作，深刻表达了诗人对于被“覆盖”在悠久而沉重的历史、文化下的“汉字”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