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在“统括史志”时，不是简单地分类辑录、排比史料，而是把“会通古今”的通史思想贯穿其中。我们知道，司马迁编撰《史记》、开创纪传体时，是以“通古今之变”为其精髓的，班固将纪传体通史改造为包举一代的断代体之后，司马迁的“通变”史观反而不受人重视了。隋唐政治的大一统局面，赋予史家们一种比他们的前辈更为宏大的气魄和胸怀，使他们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志向更加远大。盛唐时代的历史学家中，许多人具有“疏通知远”的历史观念，著名史家萧颖士就撰写过一部“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的编年体通史。[72]安史之乱给唐中叶的学者们打了一针清醒剂，使他们从沉湎于开元、天宝盛世的迷梦中清醒过来，认识到煌煌盛唐典制，并非没有弊端，从而把他们的目光投向更深远的历史。“通识”意识推动了中唐史学的通史撰述之风形成。杜佑自然也会受到这种思潮的感染。另外，杜佑的学术旨趣是通过研究典章制度以图“将施有政”，典章制度本身的传承性很强，正如梁启超所说：“兹事所贵在会通古今，观其沿革。各史断代为书，乃发生两种困难：苟不叙前代，则源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73]更何况断代史诸志眼光局限于一朝一代，就很难起到“明其得失”的效用，因此，杜佑找回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史义，把“通”作为自己撰史的一个基本立意，“通”与“典”结合，因号其书为《通典》。杜佑的这一创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当时“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掌，大为士君子所称”[74]。同时，《通典》也成为后代撰写典志体通史的一个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