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毕竟是受过外国教育的，他不研究国学的“全体”而“用问题做线索”，正是所谓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区别所在，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治学方法上的时代转折（惟这一转折似不彻底，直到今天仍有人在提倡学术研究要学习西方的“问题意识”）。他后来继续关注国学研究方面的发展，到8月间读了《小说月报》上顾颉刚的《诗经的厄运与幸运》后，认为“顾很可以作适之的高徒，写的是同适之一样的清楚明晰，有时也很能说笑话。所拟的假设有历史进化、时代分明的眼光，证据也非常充足”。张氏的确看到了胡适治学的特长，可知他自己的眼光也不差。结果他似准备放弃以外行研治国学的尝试，认为“整理古书的条则，适之可以算得汉学的真传。头脑真是灵活，读书也很博详。这样整理古书的学问，决不是半路出家的人所可望及的！”（《日程草案》1923年8月12日）
他在同一天又发现，“中国所谓‘学’的都偏于史，所谓‘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现在公认的学问家如同梁、胡，也是对于古书专作整理的工夫”。不过，在东北的金毓黻到1923年7月才注意到梁、胡所开的国学书目，金氏在日记中特别肯定“二氏皆新学巨子，胡氏复究心西籍，于举世唾弃之国学，宜不屑言；乃不吝开示，委曲详尽，至于如此，虽老师宿儒，有不能道其仿佛者”。从“举世唾弃之国学”一语看，整理国故的风潮此时基本未波及东北。时人或更多的后之研究者多已视这时的梁启超为落伍，但金毓黻却把握到了问题的实质：就“国学”而言，梁其实与胡适一样是“新学巨子”。由当时甚享时誉的梁、胡二位“新学巨子”来开示“国学书目”本身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其影响非常大。约三个月后，金氏已感到“近来治国学者铜洛相应，风起云涌，虽其所言或出于稗贩，或缘饰新说，然所获亦不少”。[10]短短几个月间，国学的社会反响已从京师到边陲，渐有席卷天下之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