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玄亦学问之事，初不必其废事；即晋世所谓名士者，亦或废事或不废事，初非一染玄风，即遗俗务也。如《晋书·羊曼传》曰：“曼任达颓纵，好饮酒。温峤、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并为中兴名士。时州里称阮放为宏伯，郗鉴为方伯，胡母辅之为达伯，卞壶为裁伯，蔡谟为朗伯，阮孚为诞伯，刘绥为委伯，而曼为?伯，凡八人，号兖州八伯，盖拟古之八隽也。”此中温峤、庾亮、桓彝、郗鉴、卞壶、蔡谟，并功名志节之士也。故以晋、南北朝士大夫风俗之恶，蔽罪于清谈，溯原于正始，非笃论也。
晋、南北朝士大夫风俗之恶，实当溯其原于千载以前。盖自隆古之世，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等级既分，治人者遂日益纵恣淫佚，而其居心亦日益险诈卑鄙，其体魄遂日以委靡不振，终至于灭亡而后已。此乃一等级之将即消亡，固非一人一事之咎，亦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晋、南北朝之世，士大夫之恶德，盖有多端。言之深切著明者，莫如葛洪。洪固有心人，其所著之《抱朴子》，《内篇》虽惑溺神仙，《外篇》则实足与王符之《潜夫论》并称也。今试略引其言，以见其时所谓贵胄者之情形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