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隆基20世纪50年代写有办报回忆录，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还在天津办《益世报》，他突然就主张对日作战。其文《枪口对外，不可对内》哄传一时。他的观点就和当时的《独立评论》那一批知识分子不同。全不考虑策略和转圜的余地，盖当时军队和武器等硬件都极端落后，而地方割据的情形，使中枢难以利用全国资源，仓促应战，实自取灭亡。但罗氏这一类人全然不管不顾，口号震天价响，目的乃是火中取栗。结果最不爱国的企图以最爱国的面目出现，所谓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几乎渗透人身成了国民性了。
钱钟书先生的名作《猫》，写了几个文化界的时髦人物，其中袁友春乃林语堂，曹世昌即沈从文，陆伯麟影射周作人，而马用中就暗讽罗隆基了。小说中他是一个政论家，他喜欢就时事暗示或预言，他名气大，口气也大。在私人沙龙里面，“你觉得他不是政论家，简直是政治家，不但能谈国内外的政情，并且讲来活像就是举足轻重的个中人，仿佛天文台上的气象预测者说，刮风或下雨自己都做得主一样……”其不甘寂寞、热衷显摆的神态跃然而出。
老报人张林岚先生的回忆录《腊春前后》，说到抗战甫胜，在重庆的时候，美女名记蒲熙修，她“身材颀长，端庄清雅，笑靥上有一对酒窝，很是妩媚而性格豪爽”，她对罗隆基情有独钟，认为罗隆基的口才好，中英文都很行，下笔千言，她不讳言她的倾倒，“风度也是没得说的”……浦熙修的迷恋，实在可说是看走了眼。一者罗氏的政论空洞而欠踏实，文笔也很枝蔓，精彩之处久觅不得；一者看他的照片，神情也是充溢无端的自大做作，总之人与文的趣味都欠妥。当时重庆文界对其评价“才高于学，学高于品”，委实入木三分，字字点中他的痛穴。